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，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。前边说了，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，筹划了很久。但是，军事形势变化很快，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、怀柔、昌平等，包围了北平城。

此时中共方面，已经通过方方面面，放出话来，请胡适先生留下，继续当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。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，离开了北大。

关于胡适离开北平，他自己记有日记。

1948年12月14日：“早晨还没有出门，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，力劝我南行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，我说，并没有机来。十点到校，见雪屏电：“顷经兄又转达，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，万勿迟疑，当有人来洽机，宜充分利用。”毅生（郑天挺）与枚荪（周炳琳）均劝我走。我指天说：“看这样青天无片云，从今早到现在，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，飞机已不能来了！”我十二点到家，又得电报，机仍无消息。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，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。后来我们（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）因路阻，不能到机场。”

1948年12月15日：“昨晚十一点多钟，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，说总统有电话，要我南飞，飞机今早八点可到。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，他很能谅解。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。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，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，三点多到南苑机场，有两机，分载二十五人。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，晚六点半到，有许多朋友来接。儿子思杜留在北平，没有同行。”

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、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：“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，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。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。我虽在远，决不忘掉北大。”

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，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。胡适无奈，只能留他在北平，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，他自己带走的只有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和几部正在校勘的《水经注》。

12月17日，由汤用彤主持，在炮声隆隆中，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。

这一天，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，他在会上痛哭失声，没有多讲话，只说：“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，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。”

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，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。因为，1948年11月下旬，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，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，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。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，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”。

不过，可以肯定，原因不止这些。因为，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，就是“赫赫有名”的军统特务叶翔之。

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“百年冥诞”文集，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，文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三十七年冬，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，安然返京……”是什么特殊工作呢？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，“叶在大陆屡建奇功”对此有所交待：“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，经办过好几件大案，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，冒险深入城内，接出胡适、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。”

叶翔之是什么人？“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，身兼军统局‘渝（重庆）特区区长’，局（后改为保密局）本部第二处处长、全国肃‘奸’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”。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“北平共谍案”，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，北平、西安、沈阳、保定、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，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，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，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。这之后，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，“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，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，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，全部被捕”，工委书记、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，吴石、朱谌之等牺牲。

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，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。

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？历史固然没有如果，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。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，独立思想的人，在哪个年代，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，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?

1948年阳历除夕，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。两人凄然相对，一边喝酒，一边背诵陶渊明《拟古》第九：“种桑长江边，三年望当采。枝条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。柯叶自摧折，根株浮沧海。春蚕既无食，寒衣欲谁待。本不植高原，今日复何悔!”——北大复员，傅斯年、胡适接办正好“三年”，“三年望当采”，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，有所创获，有所成就时，“忽值山河改”，现实的山河改色，“事业”付诸东流。“枝条”、“柯叶”、“根株”经此大“摧折”，种桑的人恐怕只得“浮沧海”——“乘桴浮于海”了。“本不植高原”，“种桑”选错了地方，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?

第二天，即1949年元旦，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南京作‘逃兵’，作难民，已十七日了！”